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活动家。周恩来的老师。在他主持共产国际的8年中(1935年-1943年)，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指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突然死在苏联。

人物简介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活动家。在他主持共产国际的8年中（1935年-1943年），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指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突然死在苏联。

生平经历

早年生涯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诞生在保加利亚拉多米尔县科瓦切夫齐村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12岁就被迫离开学校到索非亚一家很小的印刷厂当学徒工。1902年他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次年该党分裂，他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

政治生涯

1909年当选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选为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季米特洛夫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莱比锡审判

1933年2月27日，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发生。3月9日，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当时正在柏林的季米特洛夫。9月21日，德国在莱比锡开庭审讯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宣称纵火案是纳粹的策划。最终，法院宣判季米特洛夫无罪释放。

共产国际领袖

1934年2月27日到达苏联，受到斯大林接见，经斯大林提议，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保加利亚领袖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君主制被推翻，保加利亚工人党和祖国阵线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结束流亡返国。1946年9月，保加利亚举行全民投票，废除了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季米特洛夫当选为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因病医治不愈，在莫斯科逝世，终年67岁。

声援中国

说共产国际在1920年—1935年间未必刻意压制过毛泽东，主要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至于客观效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共产国际当时过“左”的路线和政策，注重中国实际的毛泽东确实受到过那些代表着共产国际的、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当毛泽东向斯大林发出抱怨时，这段经历无疑在他的内心深处隐隐作痛。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召开，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第三国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害，就是这段时间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斯大林路线。为什么说王明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呢?他解释说，因为王明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而东方部听斯大林的。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似乎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历史结论。周恩来为此还专门做过一个解释，叫做两头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但不论如何看待毛的这个说法，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里，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0年代，毛泽东公开称赞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说他比较谨慎，是个好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此等等。对同一时期的斯大林的评价则截然两样。毛泽东甚至把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发生的右倾错误，也归罪于斯大林。明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但毛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还说：“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并非一概而论。谁对他和中国党好，谁为他和中国党办了好事，毛心里是有杆秤的。

季米特洛夫全力组织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鼓动力的讲演，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

对于季米特洛夫这一阶段的工作，目前的中共党史著作评价不一。有些著作对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当时即使不是想要中共把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让”给国民党，也是要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很明显的是，毛泽东多半没有得出这种印象。实际上，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改变以往过“左”方针，实行相对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决定。但具体到中国问题上，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仍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国际七大批准的中共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号召的是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但它所提议的实现形式却是排斥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从而在客观上将国民党最主要的部分排除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当然，这种策略较之以往那种打倒一切、唯我独“革”的作法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适合于当时国内的战争形势，因此，当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最大限度孤立蒋介石等“卖国贼”的“抗日反蒋”方针。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清楚地说明了“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实质，这就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但是，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季米特洛夫很快就对此产生疑问了。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他就几次从侧面提出这样的疑问。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民族危机深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生存的必然要求的情况下，变反蒋为联蒋，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实际上，中共中央对此也早有认识和准备。但一方面共产国际七大有指示在前，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又始终不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与行动，以致这一策略的变换颇多制肘。

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

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

事实上，无论是在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问题上，还是在援助红军的问题上，这时直接负责中共的统战和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大都抱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从毛当年的诸多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1937年迎接王明等人回国时发表的那段有名的“饮水思源”的谈话，实质上也包含着对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工作的积极肯定。只不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还不大知道这位刚上台的新总书记，所以一般只是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帮助了中国党的”。

安排王明回国是为了夺毛泽东的权吗？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是想要夺毛泽东的权。理由是，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国际就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坚持要独立自主，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放弃政权与军队，一切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

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

在事变发生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所表达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这种估价，只有亲身处在当时那种严重困境之中的中共领导人才能体会出来。不过，与多数领导人有些不同，毛泽东当天对形势的估计似乎太过乐观了些，如主张“又要反蒋又不反蒋”，提出要争取“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这一策略的核心，其实是寄希望于迫使南京接受一个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好是以西北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除了多半不赞成排除蒋介石以外，在解决办法上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想法颇有共同之处。他在电报里明确提出：“应在下列条件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因此，当1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之后，毛泽东明确认为：“国际的指示，与我们意见大致相同。”而随后在释蒋条件等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也确实是和中共中央持相同态度的。

新的一轮分歧仍旧是围绕西安事变展开的。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

共产国际的批评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处。林育英说：抗日反蒋的指示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是斯大林看过了的。况且我们对这个口号的局限性早在1936年2月以后就渐渐注意到，并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与国际指示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国际主张由群众逼，而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主张用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来逼。“所以，与国际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倒是平和得多。他承认，如果单纯从争取和平的角度，我们过去是有若干错误的。这主要是瓦窑堡会议时就应该看清并放弃反蒋方针，而实际上我们直到1936年5月间才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则是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以后了。实行逼蒋抗日后，利用军阀矛盾的原则没有错。我们总的是抛弃了反蒋策略的，要张学良去与蒋说和，可蒋不干，硬要派兵来消灭我们，抵抗是不得已的。但西安事变后，提出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是不对的。放蒋之后，认为他近乎投降，于是公开宣布其承诺的条件，这更是不妥的。

应该肯定，共产国际的批评有其积极的成分，它对于中共中央迅速摆正自己在与国民党谈判中的位置，提出适当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毫无意义。如果中共中央没有改变而继续坚持要蒋介石妥协，坚持西北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南京政府的半独立局面，那就很难设想此后很快出现的事态。

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中共中央随即起草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并将草稿电告了共产国际书记处。这回轮到季米特洛夫吃惊了。

共产国际书记处1月20日的电报，显然仅仅是一种初步的、并带有某种过渡性的设想，甚至还不想完全放弃苏维埃的形式。然而，中共中央却准备在电报中公开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实行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季米特洛夫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准备做出的政策变动竟是如此之急、如此之大。由他亲拟的书记处2月5日复电称：“我们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并需要各个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这种急剧变化作认真的准备。”

但是第二天，在斯大林了解到中共中央电报的内容之后，季米特洛夫不得不急忙又发出一封不同于前一天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说：我们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是基本上可以采纳的。不过，季米特洛夫仍然有些不放心，又在电报中特别问道：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所提出的这类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准备呢?

不难看出，季米特洛夫与中共中央之间固然出现过分歧，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和共产国际始终是右倾的发源地。事实上，他们虽然有时站在右的一边提出批评，而有时则是站在左的一边提出批评的。回顾一下1936年8月15日的政治指示就可以看到，当时季米特洛夫实际上就是在左右开弓。他一面批评中共中央不该继续实行反蒋方针，一面又突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问题，批评中共中央不应该放松自己的阶级警觉性。他对瓦窑堡会议在维护自己阶级队伍纯洁性问题上所作出的让步“特别感到不安”。他强烈反对会议决议中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提法；反对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的做法；反对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如此等等。1937年初季米特洛夫与中共中央之间发生的分歧，显然也反映了这种复杂的情况。

正因为有这种复杂性，说季米特洛夫后来把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中的王明等人送回国去，是打算要他们来夺毛泽东的权，就显得有些牵强了。

其实，读了《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一文的读者大概都能感觉到，这种说法首先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因为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和潘汉年就离开红军，转经上海去了莫斯科。所以季米特洛夫等应该早已知道中共中央新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假如他们真的是要派人回国“夺权”，那也一定是冲着张闻天，而不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更何况，上面谈到的情况也清楚地表明，季米特洛夫当时所担心的，与其说是中共中央会不会“左”倾的问题，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中央会不会右倾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内的中共领导人会不会在新形势下被“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所欺骗，以致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呢?

谈到派王明回国，不能不谈一谈季米特洛夫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那次发言。过去一些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都引述过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发言。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引述都只注意到发言中关于需要派国外的干部回去帮助党的提议，然后就简单地把它同反对毛泽东的倾向联系起来了。有的甚至干脆说，这是要中共改变以往的政治立场，放弃军队，并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合并。其实，只要稍微仔细读一遍这个发言，就会看出那里面既没有不满意毛的内容，也没有让中共听任国民党摆布的意思。

季米特洛夫是怎样提出派人回国来“帮助党”这一动议的呢？

季米特洛夫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成功地进行了苏维埃革命，并在同南京国民党的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政治活动家。但现在，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从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转变到同国民党谈判，将苏区改为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干部，他们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转变呢?他担心：“对于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来说，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他表示，中国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农村游击战争中培养锻炼出来的，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进行如此之大的政策变动，在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包围之下，难免存在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因此，需要能够辨明方向的同志去帮助中共中央，去利用新的形势加强在工人中的影响，从而使党真正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而“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

显然，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不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更不曾想把中国党引向右倾。作为欧洲国家的党的领导人，继承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一直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以免国共合作后党会出现迷失政治方向，最终被蒋介石欺骗、瓦解的严重情况。

10月10日，在确定了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王明等人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

季米特洛夫这时究竟担心什么，他希望王明等人回国后能够从哪方面帮助中国党，应当是不难判断的。

毛泽东抵制了十二月会议吗？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等乘苏联飞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可以肯定，毛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领导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十天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了。

既然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国，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要他帮助党加强政治敏锐性，并无让他向毛泽东“夺权”的意图，何以他一回来就要同毛闹别扭呢?谈到这一点，不能不稍微追溯一下王明的“发家史”。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明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特别看重的人。他其实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实际负责人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

王明1925年底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才回国工作。一年后最高也只当过一名宣传部干事，结果还因为被捕泄密受了处分，放到总工会宣传部《劳动报》当编辑。想不到1931年1月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竟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更成为核心的常委之一，俨然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一年之后，王明又出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活动舞台上，并且很快升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开始进入国际领导机构，最得意时甚至分工负责过拉丁美洲国家党的工作。

与中共党内通过实际斗争成长起来的其他领导人相比，王明的青云直上，并不是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中有过哪怕是较为突出的业绩，而纯粹是因为得到了米夫这位原中山大学校长的赏识和提携。

先是因为李立三等搞“左”倾盲动，还公然冒犯共产国际，米夫受命来上海坐阵改组中共中央。为避免再出现任何敢于冒犯共产国际的情况，他硬是把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王明等人塞进了中央政治局。

王明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干了半年时间，又赶上政治局两位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叛变和变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认为王明等政治局成员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建议他们撤到中央苏区去。但王明不同意，坚持要去莫斯科，又得到了米夫的支持。考虑到从莫斯科经过远东局那些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情况颇多困难，米夫特批王明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于是，王明就成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

这一特殊地位，使他两面讨巧。对中共中央，他俨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临下，随意发号施令；对莫斯科，他俨然又是中国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种光环纷纷套到他的头上，使他身价百倍。也正是这种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态。另外，“跟得紧”也是王明这种人致胜的法宝之一。像毛泽东说的，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向右倒。因此，“左”也是他，右也是他。

当然，看风使舵也未必都错。1934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开始放弃过“左”政策，改取统一战线方针，王明也跟着做了不少宣传政策转变的工作。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也是毛泽东将他比喻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共中央早就知道，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八一宣言》，就是王明按照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精神起草的。王明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的一些文章，还曾经是中共中央研究参照的重要文件。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不太清楚的是，王明一直到1936年7月初，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同情国内反蒋派的文章，但仅仅一两周之后，他就在7月22日讨论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头头是道地批评起中共中央那个主张“抗日反蒋”的瓦窑堡决议来了。

王明的为人和作风，看来也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欢的。当王明在22日发言中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决议时，季米特洛夫就有些不以为然地表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在决定派王明回国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这个差不多是在莫斯科成长起来的小个子领导人，不要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季米特洛夫早就听说，米夫曾不止一次、有意无意地向他人介绍王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因此，他当着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专门就这个问题提醒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和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和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共产国际并不认为王明适合做中共的领袖。一位当年的俄文翻译在回忆中讲得更加直截了当，他说季米特洛夫讲过，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莫斯科不打算让王明担任党的领袖，也可以从王明回国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中看出来。这是关于准备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要“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为大会做准备的工作，如果依照遵义会议安排的中央领导班子，其负责人选无疑应当首推张闻天；如果共产国际真的想要王明来做七大以后的中共领袖，那么负其责者显然应当是王明。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按照王明转达的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既非张闻天，也非王明，却是毛泽东。

由于将近九年时间中共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等人对这次大会格外重视，曾专门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具体谈过尽快召开七大的问题。以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的提议，自然不是王明别出心裁的谦让结果。当然，出于对这位来自昆仑山的“神仙”的尊敬，与会者还推举王明充任七大准备委员会的“书记”。实在不知道一个准备委员会，在“主席”之外如何又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大概是王明不想要个“副”字而想出来的办法吧。无论如何，王明推举毛做主席，自己又弄个书记当，这种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风，显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态。而更让人不能不猜疑王明用心的是，与会的全体政治局成员还破天荒地被要求在这个决定的文本上依次签名，以示赞成。这在中共历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颐指气使，这对于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来就批评，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他说，在全国的政权与军事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水平，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的力量对比问题，没有力量空喊领导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西班牙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欧洲资产阶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高喊无产阶级领导会吓退资产阶级。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从抗日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要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

有季米特洛夫8月10日的谈话，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0月10日的决议，王明为什么却要突出谈论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呢?这显然与王明等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的谈话不无关系。斯大林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谈到，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过，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清楚斯大林不会把未来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简单地认定王明这时的主张是想取消共产党、八路军的独立性，投降国民党，恐怕是不准确的。

对于王明的谈话，人们通常只是注意他讲的：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却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说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他解释说，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很少注意到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不能否认，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这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还在1937年8月政治局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毛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这恰恰是善于纸上谈兵的王明所欠缺的。但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抗日大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利益和革命前途，严格地说，就是毛泽东也还缺少经验。因此，他尽管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问，对王明谈话的基本精神还是赞同的。他明确讲：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对于统一战线，“目前是和为贵”，我们在政治上要有号召，但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

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恐怕很难同意那样一种说法，即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成功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其实，近年出版的党史著作已经改变了这种说法，它们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之所以感到“孤立”，是因为毛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在这次会议上很多都被否定了。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不够策略的作法，甚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只有毛泽东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不难看出，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正因为如此，十二月会议最后决定：“决议：王明起草”。会后，毛泽东也立即发指示、写文章，要求所属各部门切实贯彻会议精神，“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与幼稚，甚至违反路线的行为”。这也就是说，十二月会议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毛泽东即使对个别问题尚有保留，但也认真地按照会议的精神开始工作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我们曾经要改造国民党，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指的就是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依照王明转达的莫斯科的指示精神进行工作的一段历史。

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做领袖

说十二月会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也许会引起一些异议。事实上，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于时局的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诚意，却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而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不渐渐有所觉悟了。

其实，到1938年2月底开政治局会议时，王明自己也承认：“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人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使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从这一形势看，他承认“确实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弄得蒋介石以为可以取消共产党，在《扫荡报》上向我们进攻，说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党等，想用民族统一的口号制服我们，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进行反击。

可以看出，对国民党抱有太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汉呆了几个月之后，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简单地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式，远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和尝试。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的那个十二月会议以来想要改造国民党的“错误”，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从十二月会议关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的方针出发，中共领导人仍旧相信两党关系还有进一步改善与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对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抱以很大的热情。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看到国民党在开始改革，并且在酝酿改组，它必须也可能通过改革清除腐败。大革命以前它就是通过改组，增加新的成分，才壮大起来的。今天，有蒋在，改革就有可能，“我们便要利用蒋进行顺利的改组”。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一直到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十二月会议以来过高估计国民党改造的可能性的倾向并没有被根本消除。毛泽东仍相信：“现在国民党在抗战中可能由内部发生变化，要找新的力量，执行新的政策，因其阶级基础变化等等，国民党有变成民族革命联盟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公开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宣布“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而且提议“将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承诺共产党必定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绝不组织让国民党害怕的“秘密党团”，绝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对于毛泽东这时在政治局内和公开场合的这种态度，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为应付莫斯科而施展的一种策略和做给外界看的一种宣传手段。

这样一种期望，这样一种态度，可以说仍旧是属于被毛泽东后来否定了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七大上，毛泽东很坦率地承认“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而后来人们渐渐淡忘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两个字。

既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都还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张，为什么他与王明之间还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到王明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这样解释抗战一开始这段时间他与毛分歧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造成，是因为他“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轻描淡写。但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个人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把延安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弃之如屣。与此同时，王明等还不经延安同意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张浩(即林育英)在延安关于统战策略的讲演纯属伪造，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拒绝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毛等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的地步。比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公然拒绝在武汉发表毛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地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并且不是采取协商的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进行批评；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出版；不经延安同意即公开发表声明否认张闻天是中共总书记，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甚至公开发表；以陈(即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反对毛泽东关于应当赞助国民党组织三青团，争取各党派共同加入的主张，等等。特别让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能不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的领袖地位。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也在会上发言，称赞毛十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毛是中国党当然的领袖，并且说：“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就形式而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实还没有能够根本解决毛泽东的领袖名义问题。由于共产国际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到应当由毛任总书记，仍在名义上负总责的张闻天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曾经向毛提过这个问题，在毛表示推辞后，自己也就没有再提了。出现这种犹豫态度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自己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对于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因此，当时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而把这件事轻轻放过去了。

不过，从莫斯科很快转发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专文发表介绍毛生平的传记等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在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据他回忆说，到了1939年春，他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了。进入1940年，他更明确承认毛应当是党的领袖，故几次提出让位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了。

当然，不能不提到的是，到了六中全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当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会议的认识了。毛泽东虽然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革，主张“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但他很清楚，国共两党“这种合作是带勉强性的(不自由的婚姻)”。他说，我们的实力不大，一时还不能与国民党取得平等地位；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必须要争取实力对比上的变化，从不平等走到平等。只有到共产党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才能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既要发展实力，就难免要有磨擦和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发展统一战线。统一和斗争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被放弃了。因为正如张闻天和刘少奇所讲的，在中国不存在法国那样的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中国就等于一切要经过蒋介石，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同样，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发展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共中央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结果，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要加剧其反共、限共的倾向，从而引发更激烈的斗．争。随着这种斗争的力口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想改造国民党其实是一个“错误”。

所有这一切，都与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如果那时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指定王明为中共领袖，可以想见，这对中国共产党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