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曾任佛罗伦萨文学馆长）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年10月10日～1981年9月12日），意大利诗人。1896年10月12日生于热那亚，1981年9月12日卒于米兰。少年时学习声乐，酷爱文学。1917年被征召入伍。战争结束后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乌贼骨》，使诗人声誉鹊起。它从大千世界中精心选取一系列富于象征意义的艺术场景，着力刻画人的内心世界瞬息间的细微感情。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佛罗伦萨文学馆馆长之职。

人物生平

1896年10月12日，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他是道梅尼科与米塞皮娜（里奇）·蒙塔莱家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道梅尼科拥有一家化学产品进口公司，期望埃乌杰尼奥长大后能继承家业。尽管埃乌杰尼奥也在公司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1915年埃乌杰尼奥开始拜欧内斯托·西沃里为师，学习演唱艺术。1916年西沃里去世后，他的音乐生涯即告中断。1917年被征召入伍。战争结束后开始诗歌创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改变了蒙塔莱的生活方向。1922年蒙塔莱与贾科莫·德贝内代蒂和塞尔奇奥·索尔米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第一时机》，后来又为著名反法西斯活动家皮耶罗·戈贝蒂创办的《巴莱蒂》杂志撰写文章。在这段时间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严格的批评观，1925年他在《巴莱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风格与传统》。

戈贝蒂很赏识蒙塔莱的才干，为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乌贼骨》（1925年）。经朋友的推荐，蒙塔莱阅读了小说家伊塔洛·斯韦沃的作品，很快开始了与斯韦沃的通信联系和交往。1925年，他还在《研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向斯韦沃致敬》。这篇文章使在意大利被人忽略的斯韦沃确立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同年，蒙塔莱参加反法西斯宣言签名活动。

1927年，蒙塔莱移居佛罗伦萨，在出版商本波拉德处谋得一份工作。一年后，他成为维苏克斯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他的诗歌如同米塞佩·温加雷蒂和萨尔瓦多·夸西莫多一样，进入了人们所称的神秘主义阶段，形成了一种对话式韵律，并追求简朴毫无虚饰的用词。他的神秘主义诗歌有一定的反法西斯主义倾向，因而失宠于墨索里尼政府。1938年蒙塔莱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迫辞去馆长职务。

在佛罗伦萨的岁月里，蒙塔莱曾为《太阳》和《文学》等几家文学刊物撰稿。他的评论文章对意大利读者阅读理解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和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等作家的作品有很大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莱靠翻译英、美、西班牙等国的作品和写文章为生，并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岁月。

30年代，蒙塔莱结识了对他一生和诗歌创作都有极大影响的两位女人。第一位是美国犹太学者，诗人后来将诗集《命运》（1939年）题献给她，并在其中一首爱情诗《经文歌》中称她为“克里齐娅”。克里齐娅是位可爱的女人，虽然没有出现在诗人的生活之中，但她是诗人探索人生意义的精神支柱。第二位名叫朱西娅·坦齐，后来成为诗人的伴侣和妻子。诗人在写给妻子的众多诗作中将她称作“牛虻”。按照吕蓓卡·韦斯特所说，这些诗是文学中的“光辉的典范，他以一种朴素、诙谐的方式用语言表达出了强烈的情感，同时又不失其动人的艺术魅力”。1945年投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任运动最高领导机构所属文化委员会成员。1948年蒙塔莱成为米兰颇有影响的《晚邮报》的文学评论专业撰稿人，后来又成为这家报纸的专栏评论家和记者。

60年代，蒙塔莱的声望日益得到巩固，他荣获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各种文学奖，包括1962年的费尔特里奈里国际奖。1967年意大利总统米塞佩·萨拉加特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的称号。蒙塔莱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1975年他因“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拥有伟大的艺术性，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诠释了人类的价值 ”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又出版了两部以上的诗集，1981年9月12日在米兰去世。

写作特点

诗集《境遇》、《暴风雨和其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同《乌贼骨》一脉相承，但有一些诗用曲折的文笔抨击法西斯主义 ，斥责“黑暗中狂舞的群魔”，期待“黎明把曙光洒向所有的人”。后期写作的许多诗章，或记叙日常的生活，或献给他生活中的忠实伴侣——亡妻，如《萨图拉》，或对人生作冷峻的、哲理的思索，如《1971～1972年诗作》。其他作品还有诗集《赠辞》、文艺论集《在我们的时代》，并翻译了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小说和戏剧。蒙塔莱在诗歌中全神贯注于自我，刻画人的个性的危机，表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徘徊、苦闷。他的抒情诗表达了同时代人对法西斯统治和社会现实的厌恶、失望和忧虑的体验和情绪，反映了他们在“生活之恶”的重压下竭力维护人的价值的强烈意识。在艺术上具有隐秘派的鲜明特点，注重艺术形象的提炼，突出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常常借助象征和隐喻的手法。现实与幻觉，现今与往昔，景物与回忆，每每错综重叠。他的诗篇追求和谐的音韵，讲究词句的雕琢，具有交响乐的韵味。

获奖致辞

——瑞典学院安德斯·奥斯特林：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来自意大利的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来自海滨胜地东利古里亚，该地粗犷严酷的地域特色，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的诗歌中，多年来回响着音乐上的汹涌波涛，使他个人的命运与地中海那威风凛凛、美丽庄严的特色交相辉映。他于1925年完成的第一部成名作也起了一个奇特的名字《乌贼骨》。显而易见，这部作品浓墨重彩，渲染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利古里亚特色。

蒙塔莱本人曾经说过，作为意大利人，他首先向往的是“绞杀运用过时的华丽语言的修辞，即使冒自己处于反修辞境地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实际上，他已欣然冒了这种风险。在他的最新诗集《诗钞；1971—1972》（1973年）中，后半部分收集的是嘲弄式的讽刺诗。在这些讽刺诗中，白发苍苍的诗人放开手脚，几乎以违反诗歌趋向的手法，批判了当代的现实生活。他的诗兴犹如一个永不安息的精灵，绝不安然稳坐在荣誉的宝座上。

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蒙塔莱经过严格的锻炼修养，无论于自我还是于客观，都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选词用字，恰如其分，犹如镶嵌在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中的玻璃体一般准确无误。语言的简洁精练恰到好处，一字不可多加，—字不可减少，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已一扫而光。譬如，在那首著名的描绘犹太女人多娜·马科乌斯的诗篇中，当诗人想表现当时流行的背景时，他只用了这样几个词：“居心险恶提取了纯净的毒液”。在这类杰作中，无论是命运多舛的前景或者是凝练精巧的结构，都不禁使人回想起T·S·艾略特及其在《荒原》中所采用的手法。但是，蒙塔莱不大可能由此获得了灵感刺激。如果说他受到了什么启发的话，走的却是一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在他辛勤耕耘的半个世纪中，蒙塔莱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悲观厌世主义，即沿着起自莱奥帕尔迪的古典主义道路发展的悲观厌世主义。这种悲观厌世主义很少出自于纯粹的感情，而表现出深思熟虑，富有理性的远见卓识，保留着既有质问，也可提出挑战的批判权利。他坚信：可悲的人类正在滑向深渊；历史的教训毫无价值；世间的贫困日益严重。当对目前的危机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真正的邪恶在于另一个时代判断价值的公正标准能够丧失殆尽；换言之，完全忘却了往昔人们奋力开发时的伟大精神。人们凭借这种精神曾建造了某些使我们能对现世的存在及其状况创造出另一幅美景的东西。

但是，他的离职一事的确包含着信念上的飞跃闪光，他对人生要继续奋斗、去克服坎坷不平的障碍的本性欲望深信不疑。他深信，诗歌——即使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在我们的时代也仍然是一种高雅感人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起到抒发人类良知的呼声的作用，虽然仅隐约可闻，但却谁也否认不了，谁也毁灭不了，谁也缺少不了。如果蒙塔莱没有这种信念，那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位天才的诗人。

亲爱的蒙塔莱先生！在我所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我已经尽力介绍了您的诗歌，尽力阐明了我们给您授奖的理由。现在仅要我做的事，就是向您表示瑞典学院的衷心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受奖演说

——诗歌还时兴吗?（1975年）：

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没有错的话，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已经颁发了第17届了。如果荣获这一威望很高的褒奖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话，那么其中活在世上仍然工作的人则要少得多了。他们中有些人出席了今天的盛会，我向他们致意，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按照广泛传播的说法，即那些并非一贯可靠的预言家们的说法，今年或者未来可望的几年中，整个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世界上人们认为已经文明化的那个地区），将要经历一场异常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关于神学上向来世转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毁灭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出现新的社会和谐一致的问题，这种和谐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浩瀚无涯的乌托邦的管辖领域中才存在。到这一转折发生的那一天，诺贝尔奖将有100岁了。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及其所颁发的奖金，在组成社会生活的新体制方面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的借贷对照表，才有可能完全制作出来。无论是普遍幸福也好，或者稍有微疾也罢，但至少要做到将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类之间的猛烈抨击，中止几个世纪——我指的是人类生活，而不是回溯到亿万年前的氨基酸的出现问题，也不是指使人类在宇宙中起源的、或者说也许包含了构造人类的那些物质材料的出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番寻踪追迹的推导演绎需要多久的时光啊！不过，我不打算离题太远，我很想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所根据的评判章程是否公正，即我想知道，各种不同水平的科学以及文学作品，在广泛的“人文主义”意义上，在推广和捍卫新的价值观念方面，是否都做出了贡献。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些由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人人羡慕的褒奖，其登记在册的名单会很冗长。但是，那些在许许多多岗位上为人类工作的队伍，甚至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为人类工作，还有从未奢望得到任何可能奖赏的队伍，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从未想到——正像意大利人常说的那样要去“让新闻记者们开腔”，这样的大队人马则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认清他们。无疑世上有许许多多纯洁完美的人，他们阻碍（当然还不够）了功利实用主义风气的散布蔓延。这种风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助长了腐化堕落，犯罪，种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和偏执狭隘。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院士们一向反对偏执狭隘，反对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还有那种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迫害风气。特别是在挑选文学作品上，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也挑选那些有时可能是厉害激烈的文学作品，但绝不会挑选像原子弹那样杀人致命的作品，因为原子弹是永恒的罪恶之树上结下的最成熟的果实。

显而易见，我已料到会遭到反对，我们不可使社会病传播蔓延。也许社会病一直就存在着，不过，因为从前的传播手段不大可能让我们了解并诊断这些疾病，所以大家知之甚少罢了。我深为焦虑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气氛，却伴随着一种日益广泛的享乐自得的风气，同时也深感不安的是，幸福（存在幸福的地方，也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些地区）却带有黑黄色的自暴自弃的特征。在当代幸福文明的黑暗背景衬托之下，各种艺术有互相交错混合，丧失其同一性的趋势。大众传播工具，无线电，特别是电视，试图灭绝各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沉思反省的途径，也并非没有取得成功。时间加快了节奏，刚刚几年前创作的作品似乎已经“过时”。听取艺术家的呼声的事，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曝十寒的事情，既视时局风向的转换，也看是否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而定。因而，我们时代的新艺术就是一种观瞻物，不一定是将各种艺术的基本原理都包罗进去的舞台展览，只要对观众、听众或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按摩作用就行。这种新的大杂烩的出奇制胜之处，全在导演的回天之力了。他的目标，不仅协调舞台的布局安排，而且要为作品外在地强加上意图，但这些作品本没有、或者已经包含了其它的意图。所有这一切都空洞无物，对人生极端缺乏信念。在这种疯狂的裸露癖盛行的境况下，诗歌这门最为严谨认真的艺术会处于何种地位呢?所谓抒情诗是艺术品，是独立思考和多次印象积累的成果。这一点今天仍然适用，但是其范围大大受到了限制。然而，我们更多地遇到这种情况；俨然以诗人自诩的人，宣称已经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接着诗歌成了追求音响和视觉效果的东西。诗的语言，像手榴弹爆炸一样，杂乱无章地四处抛洒，毫无真实的含意，却似发生了有许多震源的地震。诗的释义也就没有必要了，许多场合下只能靠心理分析方法也许有所帮助。既然强调了诗的视觉效果，诗也就可以随意转化，这倒是美学史上出现的新现象。这并不是说新诗人们是精神分裂病患者。其中某些人能写出空洞无物的古体诗以及伪诗。也有的诗是为聚集在广场上的狂热人群面前呼口号而写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独裁者掌权的国家里。这类注重诗歌发音效果的运动员们，也并非全无才气可言，我将引用这类例证。如果这类例证仅与我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话，我希望诸位原谅。但这一事实——如果真实的话——说明；到现在为止，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诗歌：一类是供眼前直接消费的应景作品，一经使用立即消亡得无踪无影，而另一类则能安静地长眠。但是，如果它有力量的话，总有一天会苏醒奋起。

然而，请不要相信，我关于诗歌的观念是唯我独有的。为所谓幸福的少数人写诗的观念，决不是我的观念。实质上，艺术总是为一切人的，而不是为哪一个人的，但仍然无法预料的是诗歌真正的知音。观赏艺术，大众艺术，向往对假想读者的身心进行按摩的艺术，其面前有无数条道路可通行，因为世界的人口还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但是艺术涉及的范围是无止境的。可以把一双拖鞋装上镜框，拿出去展览（我个人已经看到过我的诗作被人这样处理过），但风景，湖泊或者任何大自然的壮丽景象，是绝对放不进玻璃镜框中去供人观赏的。

给您这轻盈的脚步，

过客一般。

走过飞逝的人世间。

瑟瑟的微风，

摇动绿荫婆娑的树枝。

我献出这紫色的罗兰，

这百合，这小小的花盏，

和玫瑰，

这芬芳的玫瑰，

还有石竹花，

都悄悄孕出花蕾。

您痛苦的气息，

吹拂着平原，

吹拂着日日夜夜，

而我在尽力劳动，

簸扬我的麦子，

在炎热的夏日。

评论界对蒙塔莱获奖的反应是肯定的，这一反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早在1956年，他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尽管那时他仅仅发表了三部诗集。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盛赞蒙塔莱“像瓦莱里、阿波利奈尔、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是现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许多年以来，特别是自从1959年萨尔瓦多·夸西莫多（与蒙塔莱一样是位神秘主义诗人，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蒙塔莱的读者都在期待着他荣获这一深受众望的文学大奖。意大利《新闻报》（1975年 10月24日）及时报道了意大利对瑞典文学院这一明智选择的赞美之词和全国上下对此事的自豪感，并称赞蒙塔莱的诗歌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杰作。

许多人认为学院的这一选择表明该年度的评选是严格按照文学标准而非政治标准进行的。罗伯特·克里门斯在《纽约时报》（1975年10月24日）撰文，称这一选择提醒人们，“蒙塔莱的诗要比许多凭借西欧结构主义、符号学、新批评等最新批评理论按照自己的道德水准研究诗歌的人所构想的诗歌的作用更持久、更质朴”。《纽约时报》还评论蒙塔莱的诗“力图暗示而不是直接阐释事物的本质”，接着又说诗人的早期作品试图透过字词所暗示的意义及其象征来表达个人的经历。伦敦《泰晤士报》（1975年10月24日）认为这次颁奖表明“在压力与成功互成反比的世界里，保持与事物本质与灵性的联系是诗人的权利”，同时把蒙塔莱和詹姆斯·乔伊斯相提并论，称他是“瞬间诗人”。

《时代周刊》（1975年11月3日）却重点分析了蒙塔莱的反法西斯观点，并就他的这一立场、观点与作为一名翻译家的经历，与阿尔贝·加缪作了对比。《新闻周报》（1975年11月3日）还谈到了他的孤居心态和超敏感性特征。

蒙塔莱获奖在欧洲和美国都得到了即时引起的反响，深刻详尽的评论文章与作品译本也很快问世。然而即使对意大利读者而言，蒙塔莱仍然是一个难以读懂、不可轻易接近的诗人。

1917年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军官。1919年退役后，攻读过哲学。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乌贼骨》。由于诗集中汇集了诗人早年居住地利奇瑞恩海岸的景象和山水，展示了与众迥异的热内亚风格，他大获成功，一举成名。这部处女作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主要特点，在表现大自然美的同时，着意抒写了“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这部诗集为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基调。1929年迁居佛罗伦萨，完成诗集《守岸人的石屋》，获安·费多尔文学奖。1938年因不愿参加法西斯党，被解除维苏克斯图书馆馆长职务。40年代流亡瑞士，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过记者、音乐评论家，长期任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他拒绝参加任何党派，坚持一个原则：忠实于自己，超然于一切“主义”之外。此间连续出版三本诗集，在意大利文坛上被誉为“隐逸派”诗人的代表。

他的诗具有“纯诗”特质，如丰富的音乐性、自我象征等等，他探索这个破碎的世界，对生命、死亡、命运予以关注并加以深刻地表现而非解答什么。

他的作品还有：《命运》（1939）、《费尼兹铁瑞》（1943）、《风暴及其他》（1956）、《莎杜拉》（1971）、《1972年的日记》（1973）、《我们的时代》（评论集）等。

1967年，意大利总统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称号。1975年， “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价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秋，蒙塔莱病逝于米兰。

人物成就

1967年6月，意大利总统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1981年9月14日，意大利总统和数千名各国代表在米兰大教堂，为这位诗人举行隆重的葬礼。

1972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称赞蒙塔莱，说他是“意大利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

代表作品

《幸福》

幸福，为了你

多少人在刀斧丛中走险？

似黯然的幽光

在你眼前瑟缩摇曳，

似晶莹的薄冰

在你脚下震栗碎裂。

世上的不幸人，

谁个不是最爱慕你？！

似柔美、烦扰的晨曦，

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嚣，

你刺过凄雾的愁云

照亮一颗忧伤的心。

唉，似孩童玩耍的气球儿

高飞远逸，

徒自留下那

莫能慰藉的涕泣。

此外还有《乌贼骨》、《境遇》、《暴风雨和其它》等诗集，纪念诗《萨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