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

中国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曾称洛达庙类型。

时空分布

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就现有考古学材料可知，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以豫中和豫西的郑洛地区和晋南运城、临汾地区为中心，向西达于陕西关中地区东部商洛地区一线，东北以沁河为界，与辉卫文化隔河相望，豫东则以杞县—太康—淮阳—周口—项城一线为东至，南抵长江北岸盘龙城（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二里头文化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而它的文化影响则远大于此。 

 据最新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结果，一般认为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830～前1680年，二里头文化第一至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存在时间仅200余年。“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初期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交叉，与此前测年结论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整体偏晚、跨度缩短。

 现已发现遗址700余处，其中已被发掘者百余处。典型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灰嘴、高崖遗址，巩义稍柴遗址，登封南洼遗址，郑州洛达庙、大河村、东赵遗址，荥阳大师姑、西史村、竖河遗址，新密新砦、黄寨、曲梁遗址，新郑望京楼遗址，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皂角树、东杨村遗址，汝州煤山遗址，伊川南寨遗址，郾城郝家台、黄寓遗址，新安太涧遗址，渑池郑窑、鹿寺遗址，陕州七里铺遗址，淅川下王岗、下寨遗址，平顶山蒲城店遗址，驻马店杨庄遗址，邓州陈营、穰东遗址，方城八里桥遗址，杞县鹿台岗、段岗、牛角岗、朱岗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永济东马铺头遗址，翼城感军遗址，襄汾大柴遗址，垣曲古城南关、小赵遗址；陕西华州南沙村遗址，商州东龙山、紫荆遗址等。

陶器特征与分期分区

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炊器深腹罐、圆腹罐、鼎、甑、鬲，食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酒器鬶、盉、爵、觚，盛贮器深腹盆、大口尊及各种罐瓮类容器，食品加工器刻槽盆等，构成富有特色的陶器群。依据陶器的演变，二里头文化可划分为前后相继的四期，又因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地域差异，可划分为数个地方类型，如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牛角岗类型、杨庄类型、下王岗类型等。其中，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类型——二里头类型的空间分布，大体上以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为中心，向西达于陕西关中东部，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至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与中条山以南的垣曲盆地一带。而学者划分的其他几个地方类型，一般仅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共性下，显现出若干当地土著文化传统或同期相邻文化因素的影响，且出土材料尚少，不足以窥其全貌。

聚落、建筑与墓葬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包括都邑、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等也各有差别，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二里头文化聚落体系呈现出金字塔形结构，其中第一级聚落非逾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莫属。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再向外，发现贵族墓葬，出有白陶或精制陶酒（礼）器的20多处遗址（面积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都是所在小流域或盆地内的大中型聚落，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接近。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夯土建筑集中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早期时，已形成宫殿区和井字形道路网。晚期时出现了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其内发现东、西两个建筑群组。宫殿区范围内已发掘10余座大中型建筑基址，既有单体四合院建筑，也有多进院落的复合式大型基址。一般建筑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房屋的平面形状既有方形也有圆形，应属中下层贵族和社会下层的居所。

 在已发掘的500余座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青铜器和玉器（或仅其中之一种）的中型墓葬仅20余座，其中除3座外，均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与大型宫室建筑相应的大型墓葬。除二里头文化最末期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里，出有青铜礼器的贵族墓只见于二里头遗址。正常埋葬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一般分为三个大的等级：①甲类墓，墓穴面积在2平方米以上，有木棺，随葬铜、玉、陶、漆礼器和绿松石器等。②乙类墓，墓穴面积在1～2平方米，或有木棺，随葬陶礼器、玉器、绿松石器等。③丙类墓，墓穴面积一般在1平方米以下，基本无木质葬具，随葬日用陶器、生活用品，或无随葬品。据统计，在能够确定期别的265座墓葬中，甲类墓24座，乙类墓60座，丙类墓137座，呈金字塔式结构。

经济生活

二里头文化所处时代的气候温暖湿润，可持续发展的多品种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可能还存在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已经能够做到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陶器的生产部门。铸铜和制玉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贵族专用的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最令人瞩目的是已掌握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等。稳定适宜的自然环境、达到较高程度的生产力水平、专业化分工的巩固及当时已经存在人口和家养动物的流动等，均为早期国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和产业经济基础。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因素汇集的现象又以二里头遗址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大幅度扩展，首先与其自身的扩张密切相关。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这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磁场，使得其他文明接受其影响并有意模仿其成就，导致文明因素的扩展。

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为主，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二里头文化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

族属推断

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中心区域，其年代也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纪年有重叠，因此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考古学文化。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属于夏文化中晚期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