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税使

万历年间，由于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以及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国库空虚。二十四年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为神宗采纳。自此打破以往对开矿的严厉禁限，每遇奏报开矿，即派宦官前往监督。京畿、浙江、陕西、山西、广东、云南、辽东、江西、福建、湖广、山东等二十几处均派有矿监。二十六年又准千户赵承勋之奏请，派出宦官监督收税。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等处皆设税使，甚至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税收亦有税使。税使一般领税务，有的则兼管开采。 矿监税使都由宦官充任，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发给关防，在地方上创建矿税衙门，有自己的随从和爪牙，甚至招兵买马插手军事。如高淮成为“辽东矿税征收马市方物尚膳监太监”，又请加“镇守”衔。

矿监税使倚仗权势，追逐财利，干预政治，驱迫百姓，见富户即诬为盗矿，见良田美宅即妄指地下有矿脉，见货物即强行征税，几等于公开劫夺。其中尤为横暴者为山东陈增、湖广陈奉、陕西梁永、辽东高淮、天津马堂、广东李凤等。陈增亲信程守训自称“天子门生”，横行淮徐，纵告“违法致富”，捉人索贿，多者万金，少亦不下数千金。劾其暴行的官员亦多遭迫害。

矿监税使所到之处，无所不税。关、口、桥、门，税卡林立。行李舟车、房屋庐舍、米麦菽粟、猪鸡驴骡，莫不有税。河西务至张家湾仅百里，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数榷其税。仪真与京口仅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竟须两次上税。长江行船，顺流而下，一日之间要经过五六处税卡。万历二十九年山东陈增、天津马堂等9名税监，在两个月内以矿金、税银、舡料银、遗税银、漏税银、赃赎银、监务银等26种名目进献给皇帝40多万两金银和珍珠、丹砂及纱罗。但这也只是他们劫夺钱财的一小部分，其余皆窃为己有，如马堂在7年里隐匿税银130万两；广东税使李凤吞没税银达50余万两，其他珍宝亦与之相当。

矿监税使的劫夺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工商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万历三十年由于税吏征敛，河西务关商货减少，过去的160余家布店，此时仅剩30余家。由于矿监税使聚敛，导致国家正赋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城市民变屡屡发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扩大。因此，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