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生于英国伦敦，卒于剑桥。他的父亲为医生，母亲为音乐家。他在亨廷登北部的昂德尔学校上完中学，1918年入剑桥大学学习生物学，1921年获学士学位，1924年获选冈维尔-凯斯学院的研究院士。1925年博士毕业后，在霍普金斯爵士[注]的实验室从事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胚胎学史》[注]和三卷本的专著《化学胚胎学》，1933年获任威廉·邓爵士生物化学高级讲师，194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因尊崇中国古代学者老子（传说姓李），遂以李姓，取中国姓名李约瑟。1924年，李约瑟与D.M.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1896～1987，中文名李大斐）结婚。李大斐也为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1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1923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7年，鲁桂珍（1904～1991）受中国政府派遣，来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指导教师是李大斐博士，因此机缘与李约瑟相识。通过与鲁桂珍和其他中国学生的接触和交谈，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鲁桂珍鼓励下开始学习中文，进而产生了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强烈意愿。1942年，经不懈努力，他终获英国政府派遣前往中国，身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1943年初，他抵达战时中国首都重庆，随即创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Bureau），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推进中英科学合作与交流。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应邀赴法国巴黎就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处首任处长。1948年，由巴黎返回英国剑桥，启动《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的撰写计划，由此完成从生物化学家向科技史家和汉学家的转型，直至去世。
1968年，李约瑟和他的朋友们在剑桥创立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以支持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项目。1967～1976年，李约瑟任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斯学院院长；1971年当选英国学术院院士；1972～1976年兼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主席；1976年，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立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3年，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改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作为在英国正式注册的教育慈善机构。1987年，李约瑟研究所主体建筑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后花园落成，1991年研究所南翼建成。 196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李约瑟萨顿奖章（George Sarton Medal），以表彰他在科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1983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荣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4年，科学社会研究学会授予他贝尔纳奖（J.D.Bernal Award）。1990年，日本福冈市授予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Fukuoka Asian Culture Prize）。1992年，英国女王授予他荣伴勋章（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李大斐病逝，198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结为夫妻，1991年鲁桂珍病逝。1995年李约瑟也因病辞世，享年95岁。李约瑟和两位夫人的骨灰均葬于李约瑟研究所前花园树下。
1948年，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写作计划，得到积极回应。1951年，在出版社的鼓励下，写作计划由一本书扩展为七卷本：第一卷，导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第四卷，物理学和物理技术；第五卷，化学与化学技术；第六卷，生物和生物技术；第七卷，社会背景。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第二、三卷也于1956、1959年相继出版。等到第四卷时，原计划被再次突破，一卷书被分成了三个分册，即物理学（第一分册）、机械工程（第二分册）和土木工程与航海（第三分册），分别于1962、1965和1971年出版。第五卷则被分成十四个分册，内容包括造纸与印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火药）、纺织、冶金、陶瓷、采矿和盐业。而第六卷被分成六个分册，内容包括植物学、农业、林业、园艺技术、发酵与食品科学、医学。第七卷分成两个分册，即语言与逻辑、总结论与反思。 截至1995年李约瑟去世时，《中国科学技术史》共计有16个分册已出版，其中有13个分册为李约瑟及合作者共同撰著，另外3个分册则由其合作者独著，包括造纸与印刷（卷5.1，1985年，钱存训）、纺织技术（卷5.9，1986年，库恩）、农业（卷6.2，1984年，白馥兰）。截至2019年8月，《中国科学与文明》系列丛书共计已出25个分册，还有3个分册正在写作之中，即纺织机械分册（卷5.8）、有色金属分册（卷5.10）和盐业分册（卷5.14）。
李约瑟的工作和学术成就在东西方均得到了高度评价，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深入揭示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固有看法或成见；②率先对欧洲文明中心论提出挑战，提醒世界应当公正评价非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肯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对现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巨大贡献；③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东西文明发展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差异，进而指出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乃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他还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在写于1943年的手稿中，李约瑟是这样表述“李约瑟难题”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发展在西欧，而不在中国？”在1969年出版的《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中，李约瑟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东亚文化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比西欧做得更有效率多了？”换言之，为什么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中国，没有能在近代发展出现代科学？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悖论”。
李约瑟试图从3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①地理因素。中国作为相对封闭而统一的农业帝国，缺少如西欧所面对的日益增长的贸易和竞争压力。②社会结构和政治的因素。他指出：“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在他看来，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阻碍了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现代科学生长的土壤或基础。③宗教、哲学或思想的因素。他认为西方由来已久的自然法传统，激发了机械宇宙观的形成，与中国秉承的有机宇宙观形成对照。而机械宇宙观正是激发现代科学发生的动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