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茶道一说出于中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唐人饮茶有感而发，言及茶道者不止皎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提出茶与人的德行相宜，应在事茶中践行人的俭约品德。颜真卿于大历八年（773）拜湖州刺史，与皎然、陆士修等在杼山妙喜寺有《月夜啜茶联句》，颜真卿有句：“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元和六年（811）调任湖州刺史的裴汶，为顾渚茶所撰《茶述》中说：“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一位高僧、一位“茶神”、两任刺史同在顾渚山下论茶说道，茶之道在：“清神”“俭德”“致和”“涤心原”。

茶之道并非来自茶，而来自喝茶品茗者，即事茶的人。茶道的感悟在于事茶人的文化修养，其核心是审美能力。历代事茶人对茶道各有自己的感悟。宋代文士在生命情感上，对茶道茗理有新的感悟。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曰：“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云：“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他又在《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称赞黄君道辅是位“有道之士”：“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昔张机有精理而韵不能高，故卒为名医，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明清两代爱茶的文人学士和归隐仕子，他们寄情于茶，则是以茶砺节，以茶砥名，在品茗茶事活动中抒发自己的素心品洁和清苦心志。明朱权（朱元璋第十七子）《茶谱·序》云：“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晚明李贽终生爱茶，须臾不离。常年嗜茶使他不但习惯了茶的清苦，更从中参悟人生哲理。他作有《茶夹铭》云：“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余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明末清初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因明末清初战乱，书稿散佚，仅留《茶史·序》一文，文中提出“茶理”一说：“因出余《茶史》细细论定，劂之以授好事者。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及至近当代，对茶道茗理有别样的体悟。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谈到自己的喝茶观：“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吴觉农在评述陆羽《茶经》时说：“他饮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品’茶。因此，在理解‘涤昏寐’的作用时，就不能单纯理解它在生理和药理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茶经》作者侧重的是把饮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这个观点是十分明显的。”庄晚芳1989年撰《中国茶德——廉、美、和、敬》一文，首刊于上海茶叶学会《茶报》1989年第3期，后接连为香港《新晚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转载。文中提出：“中国茶德，四字守则，四句浅释：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古来也有把“茶道”当作茶叶采制或品饮的一种技能。陈继儒《白石樵真稿》：“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完全是指茶的制作之法。张岱《陶庵梦忆·禊泉》云：“董日铸先生常曰：浓、满、热三字尽茶理，陆羽《经》可烧也。”张岱评曰：“两先生之言，足见绍兴人之村之朴。”张源《茶录》中最后列“茶道”一节云：“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