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须生

1921年后的一个时期，余叔岩以四功（唱、念、做、打）精粹，受到观众的推崇，在北京取得京剧须生领袖地位。1928年余叔岩因体弱难支，谢绝舞台。20世纪30年代初，高庆奎以嗓音高亢，气力充沛，善唱悲愤激昂腔调，马连良依凭丰富多彩的语调音群，洒脱、飘逸的形体表演，各领风骚，享誉南北。社会人士推崇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个性化的艺术成果，并称京剧须生“三大贤”，故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出现“余大贤”“高大贤”的尊崇字样。1935年5月，高庆奎嗓败，脱离演戏生涯。北平京剧界除马连良以须生挑班，言菊朋偶尔组班演唱之外，其他须生大都在旦脚自组的戏社充当二牌。爱云馆主于1939年著文说：“须生三大贤，因余、高辍演，已渐成过去名词，亟应再选择正在演唱之须生数名，以与四大名旦媲美。”（《立言画刊》载《四大名生》）著者以个人意见，推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朋、孟小冬为四大名生。但披露后，未获多数人之响应而无闻。1941年3月15日，《立言画刊》创办人兼社长金达志，用红叶笔名，在该报发表《由于伶人之滥组班谈到杨宝森》一文，认为“以现在须生论，谭富英、马连良在社会早有定评，除谭、马之外，还有一奚啸伯，再去寻找画等号须生，真如掘发古物一般难寻。而真有功夫的，能够具有挑大梁资格，唯有一杨宝森”。著者在该文中又感叹地说：“宝森一出《探母》，在现今须生中，可占数一数二地位，惟未若其他之须生大红大紫，吾为宝森叫屈不已……”这篇文章影响很大，附和者甚众。紧接着，有鸿飞者于同年6月21日在《立言画刊》著文，专题介绍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三人之艺术佳点。12月，《半月戏剧》发表行天的《当代须生谈荟》，列举当代须生人才23人，特将谭、马、奚、杨四人，排为一、二、三、四名。此后，“四大须生”一词，渐昭于世。后来，又将四人名序排列，改为马、谭、奚、杨，一直流传至今。“四大须生”之由来，大体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剧界从研究、提倡艺术流派出发，在须生“三大贤”外加上言菊朋，即余、言、高、马，并称之曰“前四大须生”，马、谭、奚、杨则退居为“后四大须生”。前后四大须生，在多年的舞台实践中，各自形成具有影响的艺术流派。它对丰富京剧艺术的多样性、欣赏性以及促进新流派的成长，均具积极意义。